传统村落保护，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。记者接触和采访了三位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的积极践行者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：传统村落的保护离不开资金投入和硬件建设，更需要观念与制度上的更新。

　　冯骥才：七旬老人的田野调查

　　多年来，两会时间中的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渐渐淡化自己的作家身份，转而对传统村落、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奔走呼吁。

　　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73岁的冯骥才委员在说到当前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保护难题时，难掩深情和忧虑。他说，过去十年里，有90多万的传统村落消失，可能就在开会的一天时间内，100个村庄就没了。

　　2012年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联合启动了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工作。目前，已公布三批总数为2555个传统村落。有多年田野调查研究经验的冯骥才觉得，对于传统村落，调查认定是第一步，建立档案是第二步。完成这两步工作后，还要想方设法把它们保护起来。

　　从2014年开始，冯骥才带着自己的团队用半年的时间走了100多个村落，为这些地方建档。据冯骥才介绍，这个团队加上志愿者人数还不到1000人，并且调查经费基本靠自筹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自然村有200多万个，行政村有70多万个，即便只为其中的一部分村落建档，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冯骥才觉得这项事业是知识分子的责任，希望用这样的行动唤醒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。

　　冯骥才说，如何让老百姓愿意保护自己的村落，唤起他们的文化自觉，这才是第一位的。我们的根在村落里面，有世世代代传承的价值观，有生活准则。这都是很美好的。只是，那是传统农耕社会的产物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并不认同，而觉得农村生活是落后的、边缘化的。保护传统村落，不能把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隔绝开来。

　　张书岩：建起村里的“大观园”

　　2009年，张书岩从福建省屏南县旅游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后，这些年来，他自封的一个头衔却越来越响：屏南耕读文化大观园的“园主”。

　　老张的老家，是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闽东屏南县漈头村，村中历代科举人士超过200名，有据可查的“士林硕望”“文魁”“武魁”等牌匾160余面。该村先后被列入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名录。

　　和很多传统村落一样，老张的老家也面临着“空心化”威胁：全村被列入县级文化保护范围的50多座老建筑，有40余座已经人去楼空。为了保护古村风貌和文脉，老张从退休后就开始在村里折腾起了“大观园”—一家民间性质的博物馆。依托从村民手中租来的13座古民居，老张把收集到的6000多件历代大小文（古）物摆满了大小房间。

　　5年来，老张基本上把全家积蓄都用在了“大观园”上，在文物收集、古民居修缮和旅游推广等方面先后花了200多万元，“因为财力有限，文物征集只好采取借、租、赠、购等多种形式，有时购买村民的老东西钱凑不齐，只好分期付款。”

　　除了钱，老张还有另外一重担忧：“正规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要求很严格，需要专业技术人才，而我只能靠发动家人和村民来帮忙，要面对防火、防鼠、防蚁、防潮等各种压力，现在的状态只能说是硬撑。”

　　让老张欣慰的是，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乡邻们常常主动把一些文物古件送到博物馆来，免费展出；一些返乡青年也投身到古村保护与旅游开发中来，村容村貌逐渐告别脏乱差；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，羊年春节期间的参访者就超过了6万人次。

　　张安蒙：我的社团，我的村落

　　张安蒙是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。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以“古村落保护与发展”命名的社团组织，隶属于国家民委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。组织成员有专家学者、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。在过去十余年间，为勘查寻找分布在我国各地的古村落，张安蒙的足迹遍及全国几十个县上百个村落。

　　“走进古村落，就如同走进了人的历史、走进人的哲学世界。”张安蒙说：“遗憾的是，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古村落的重视和开发，还仅仅停留在旅游层面，许多无序、急功近利、过度商业化的开发，已经使古村落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荡然无存。”

　　在张安蒙看来，一些地方的古村落保护，缺的并不是钱，“单靠砸钱修假古董，救不了古村落，有时反而适得其反。”他说，古村落是历经数百年时间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建筑、修葺，逐渐完善定型的，格局几乎已经到了“多一笔累赘、少一笔不足”的理想境界。但现在一些地方在古村保护与开发中热衷于搞重新规划，那些印在厚厚的彩印本上的规划，很多只考虑政绩需要和旅游开发便利，却很少对古村落的历史和现实负责。

　　对于古村落保护，张安蒙提出了一系列问题：被列入传统村落的是否都符合标准？遗珠之憾怎么补救？国家财政给的钱是否都用到了最困难最需要的地方？手里有了钱就对传统村落大肆“涂脂抹粉”，不断“穿金戴银”，这是必要的保护么？

　　“古村落保护的主体是人。这个人从规划设计师到操刀拌灰抹墙的工匠，都需要有一份责任、一份情怀，这也许比职位、学历、技术高低等更重要。”张安蒙说。